“名从主人”、“以姓名村”是居住地命名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地名命名的普遍法则。姓与居住地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上古时期的姓有些就是以其始祖所居地得名的：黄帝长于姬水，以姬为姓；炎帝长于姜水，以姜为姓。后来又出现了把封地作为姓氏的现象：周文王的儿子管叔封于管国，周武王的儿子唐叔封于晋国，于是前者成了管氏的始祖，后者成了晋氏的始祖。其他如西门、东宫、南郭等都说明姓氏与居地名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人的姓氏最初具有别婚姻、分贵贱、辨亲疏、巩固宗法制度的作用，是传统的“四世同堂、五世其昌”大家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标志。今日黄山市依然随处可见的祠堂、雕饰精美的徽派建筑、各大家族修订的族谱等等都反映了古徽人崇祖敬宗的传统观念与礼制。

由于地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的传承性，用姓氏为居地命名就意味着某一家族对某地的所有权，也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和延续。因此，黄山地名中“以姓命名”也占有很大比重。

就已有地名录初步统计，黄山地名里所用姓氏有124个之多，一共构成1407个姓氏地名。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汪姓，竟然有86处地名都冠以太阳神汪华之姓！少的如殷、颜、邹、陆、陶等都仅发现一个地名。数量多寡至为悬殊，宗族势力之大小由此可见一斑。下表为冠以姓氏的地名数量排在前十的姓氏、数量及其分布。

黄山地名里以上述十大姓氏冠名的共有548个之多，约占全部地名的10%，占姓氏地名的38.95%之多！上表所列姓氏往往入徽年代久远，历代人丁兴旺，分支繁多，自然分布地域广阔，与“新安十五姓”和“徽州八大姓”等流行说法不谋而合。

回顾历史，除本地土著外，古徽氏族多为北方迁徙而来。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第一次迁徙高潮源于两晋“永嘉之乱”，来徽的有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等九族。第二次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时，来徽的有陆、陈、叶、孙、洪、罗、舒、姚、赵、戴、康、施、冯、夏、李、朱、潘、刘、曹、毕、王、江、许、廖等24族。第三次起于两宋“靖康之乱”，来徽的有柯、宋、张、周、阮、杨、蒋、刘、饶、马、滕、孔、徐、吕、韩等15族。自然，迁入时间越早，就越容易占有优势地理环境和资源，也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和扩大，更有利于宗族文化的传承和积淀。

一般来说，某姓初到一地，会以姓名村来区别于别地和他族。姓氏地名通常采用“姓+通名”的结构。如歙县周邦头原名溪塝头，周姓迁入后改。祁门叶村原名铁炉前，后因叶姓迁入而改。当然也有姓氏衰落而改名的，如祁门新溪，原名宋家溪，后宋姓绝，新迁入村人改名为新溪。但岁月流逝，住地易主，地名也会随着“改名换姓”。这又包括两种情况。

一、改用新姓。如歙县仁川原名凌家湾，仁姓迁入后，才改为今名。祁门黄章，原名王家坟前，后因黄姓迁入改。周源原名郑坦，周姓迁入改。

二、谐音替换。原地名已经约定俗成，将其中姓氏换用谐音字容易接受。这一类在姓氏地名中占有较高比重。如歙县篁村，本因王姓首先迁入而命名为王村，后蒋姓迁入才改为篁村，以避王氏独占村名之权。再如江村改为冈村，巴坑改为琶坑，上程改为上呈，程村冈改为呈村降，范村改为蕃村，刘村改为留村，姚家坞改为尧家坞，叶岔改为烨岔，朱坑改为珠坑等等，均为谐音改姓以避开一姓独占村名之权。

此外，“徽州最雄村”的雄村原名为洪村。元末曹姓人迁入并逐渐后来居上，人数超过了洪姓，所以曹姓据《曹全碑》“枝分叶布，所在为雄”一句而改为雄村。

由此可见，随着族姓人口多少、势力大小、宗族的繁衍与衰落，姓氏地名也不断调整与变化，这是宗族力量较量的结果和表现。

三、两姓合住某地，以双方姓氏名村。尽管有宗族势力的较量与竞争，但黄山地名中也时有反映两姓之间希望和睦相处的调和地名，即以两姓同时冠以地名。如歙县朱陈，唐代朱、陈二姓居此，遂以姓氏为村名。再如歙县金祝、朱郑，祁门饶郑、陈吴、雷胡、刘沈、汪陈，黟县何施、金凌、林董等村落名也同样如此。

除了上述名宗“大姓”、“正姓”之外，徽州还有一些所谓“小姓”、“客姓”和“船民”等杂姓。“小姓”主要指佃仆，多为官宦、财主、富商等权贵大户奴仆。“客姓”主要是明代以后由安庆府迁徙而来的移民，多在旷野搭棚而居，也称“棚民”。“船民”多为元末陈友谅子孙九姓（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后裔，终年在新安江流域靠撑船、背纤等苦力为生。以上三类，在封建时代地位低微，不能与大姓联姻，具有明显的等级色彩。它们的姓氏地名往往带有阶级标志。